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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孝文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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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博打假与微博外交  

2010-07-09 10:05:00|  分类: 羊屎蛋——我的观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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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博打假与微博外交 - 杨孝文 - 杨孝文的博客

    当打假斗士方舟子透过微博向打工皇帝唐骏突施冷箭之时,胜负其实已分。只可惜,闯荡江湖多年,唐皇帝连这么一个道理都不知道:战争由方挑起,他早就储备了足够的弹药!

    被揭博士文凭“掺假”后,唐骏的最佳选择应该是坦承过错,估计风波基本上就打住了。方舟子再无情,你认错了,他也就没有了穷追猛打的理由。可是,唐骏显然低估了方舟子在打假上的韧劲和老谋深算----方舟子也是人,也怕吃官司,他没有足够的证据绝对不会轻易出手。唐骏是博士,方舟子也是博士,但唐骏忘了自己的博士是怎么来的,以为博士对博士,至少能打个平手。于是,不仅认错态度不好,还污称方舟子是“炒作”,是“偏执狂”----你至少应该看看方舟子的打假史,几曾失手?这是唐骏战略上的失误,一招不慎,引发骨牌效应,只能是满盘皆输。

    在假货横行的今天,方舟子注定是很多人的眼中钉。但他确如唐骏所说是个“偏执狂”,只要认准了,便一打到底,直到把皇帝的“新衣”剥个净光。方舟子的可怕之处正在于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只有一个这样的偏执狂太少,如果我们有100个方舟子,我相信学术界会比现在干净100倍。

    唐骏现在承认自己的博士文凭“四流大学拿的又何妨”,这是死猪不怕开水烫,是典型的滚刀肉战术,其实是不足取的,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方舟子也决不会因为你承认是四流大学的博士就收手。所以,唐骏现在很苦恼,包括采取让出版社在事发两年后才发布勘误说明这类让人笑掉大牙的反制措施,包括他准备采用的驼鸟战术,都无法让他脱困。对唐骏来说,唯一的选择是坦承认错,否则会越来越被动----谁知道方舟子手中还握有哪些猛料啊!

    唐骏“文凭门”再一次显示出微博的威力,不同的人使用微博会收到不同的效果:微博到了方舟子手里,便成了打假利器;微博到了希拉里手里,便成了外交工具。

    如果想知道希拉里·克林顿今天的行程,你并不需要看晚间新闻或者读报纸。美国国务院的官方Twitter(一种微型博客)帐号——@statedept会通过tweet(在Twitter上发送的帖子)适时通知你希拉里的动向。它会告诉你希拉里身在哪个国家,做什么以及与谁对话。
    你还可以浏览美国国务院的博客,访问他们的Facebook页面并观看有关幕后的视频。也许,你还会有兴趣浏览出行路线的互动地图或者关注美国各大使馆的tweet。说到这里,你可能已经意识到了,美国国务院已经张开双臂,拥抱社会化媒体并将其作为21世纪外交的一件工具。身为美国国务卿的希拉里强烈支持这种做法。现在,美国的外交官正试图直接向目标受众传递信息,希望全世界通晓科技的年轻人能够加深对美国的了解。
    然而,与其他政府机构和组织一样,在走上数字高速路的同时,美国国务院也发现这条高速路自身存在的缺陷,其两位顶级tweeter最近上演的一幕便证明了这一点。这两个人就是希拉里的高级科技顾问亚历克·罗斯以及来自政策规划办公室的加莱德·科恩。今年6月,二人率领的硅谷公司代表团前往叙利亚。目前只有4个国家被美国列为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叙利亚便是其中之一。
    此次叙利亚之行被视为在一个不同层面上与大马士革政府展开对话的一个机会。美国企业试图为这个斜利亚送上一系列新技术,进一步加强当地百姓与外部世界的联系。在科恩发送一条tweet与网民分享他在叙利亚品尝到美妙法布奇诺的那种惊愕之情后,一些人顿时皱起眉头,问题紧接着反馈到华盛顿。
    发送这样一条tweet无疑是个轻率的举动。一些人对此提出质疑——在与一个自2005年以来就没有看到一位美国大使身影的国家进行外交会谈时插上这么一嘴是否妥当?除了科恩的法布奇诺外,另外一条有关与一名叙利亚部长比赛吃蛋糕的tweet同样引发关注。在政治因素的影响下,支持和反对与叙利亚“亲密接触”的人之间的论战越发升级。人们对Twitter的态度也同样起到推进器的作用。
    美国和平研究所(USIP)的科技与外交问题专家谢尔登·希默尔法布表示:“绝大多数批评之声来自那些不了解这个平台的人。很多人加入追随者之列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他们认为与这个tweeter连接在一起,他们不仅可以获取有用或者宝贵的信息,同时还可以个体形式彼此联系在一起。”
    现年38岁的罗斯和现年28岁的科恩分别有大约30万追随者,他们经常发一些毫无严肃性可言的tweet,比如透露他们的晚餐计划或者对一部即将首播的电视剧的期待。美国国务院的官方Twitter帐号更推崇基于事实的tweet,目前已拥有大约2万追随者,单是国务院发言人克劳利便有近3000追随者。
    在此次叙利亚之行中,罗斯和科恩也将一些更实质性的问题通过tweet与网民共享。他们指出:“在叙利亚举行的每一场TechDel会议上,我们都提出封堵网站的问题。叙利亚方面表示整个社会都参与之中,促成政府、学术界、私营部门和民间团体之间的对话。”
    这个代表团同样拜见了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并告诉他,如果停止封堵Facebook和YouTube等社会化媒体网站的做法并采取更多措施保护知识产权,美国公司便会更多地在这个国家投资。虽然他们的任务获得最高层的批准,但Twitter的直接性还是暴露出在一项微妙任务中作为一件沟通工具的种种缺陷。
    科恩曾将他在中东游历期间的所见所闻写成一本书。有关咖啡的tweet似乎说明他缺乏对这一地区的了解以及相关知识,难道叙利亚就不能拥有美妙的法布奇诺吗?对于罗斯和科恩,有人提出这样的疑问,这两位科技界精英真的能够为叙利亚带来变化吗?罗斯坚称在大马士革期间他一直“睁大双眼”。他说:“我们是现实主义者,没有天真幼稚的想法。在叙利亚的努力只能说有所进展。我们抱有希望,同时又不天真。”
    美国国务院颁布有关使用社会化媒体的规定和指导方针还只是两周前的事情。克劳利表示,对于当前在办公大楼内发送有关工作的tweet的任何人,他们发的tweet并不会受到系统监视,但还是会建议他们要“聪明地”使用社会化媒体。他说:“我们仍在学习如何将这些规定应用到个体以及集体上,我们的政策仍在进化。”
    无独有偶的是,英国外交部和大使馆也拥有官方Twitter帐号,但英国外交官并不会在tweet中讲述他们的工作。在大卫·米利班德之后,外交大臣威廉·黑格也成为一名Twitter用户。英国外交官在官方网站上的博客由外交部或者大使馆负责维护,所采取的方式与美国国务院相同。
    罗斯并不认为社会化媒体与传统的公共外交方式相比构成更大挑战。他说:“我们的大使馆发送了数千条tweet。一年内出现问题的tweet也就区区几个,可以说效果非常棒。相比之下,上电视和接受现场采访的风险则更高。任何形式的媒体都有一定程度的风险性。”
    社会化媒体的优势在于所能触及的受众人数以及受众类型。希默尔法布表示:“对于公共外交来说,这是一个需用勇气的新世界。它能让我们接触到此前并没有接触过的人。这是一个与下一代和平缔造者建立联系的机会,拥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然而,对通过社会化媒体展开公共外交的益处进行量化仍面临难度。受众规模可能超过其他方式,但所能产生的影响和益处仍是一个未知数。评论人士便怀疑伊朗的Twitter革命究竟达到怎样的普遍程度。在华盛顿,人们可能就法布奇诺tweet展开一场讨论,而在大马士革,一场暴风雨却在几乎无人注意的情况下悄然发生。(杨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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